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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是我们的大敌

9 1月 , 2019  

七、什么人是我们的仇敌

       
在一切六十年代,阶级斗争是覆盖中国享有世界的主旋律。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被灌输了“对待仇人要像严冬同样残酷无情”的指引。就象贾雨村赴任前先要打听“护官符”,知青下到一个山寨也要先领会本寨阶级斗争的样子。“何人是大家的仇敌?何人是我们的爱侣?”
千百遍地重复之后,在脑海中已达到不可磨灭的水准。就我个人而言,插队自己就含有压迫性质。因为家中和自己在某种程度上都应算是“异已”,所谓“异己”,其实也就是准阶级仇人。而“异己”是不可以在城里呆的,自我下乡两年之后,我的家园又被分流下放,便表明了这或多或少。由于省内无亲可投,二叔被单位作退职处理,携岳母和三个年幼的胞妹远赴一千五百英里外的广东阜南县投奔我的三叔。大家全家人被迫离开居住了二十一年的都会。城市乃政权机关之所在,政治经济文化之核心,教科文卫物质福利的汇综上说述地,岂容准阶级仇敌享用。古今中外,“流放”乃天皇统治的成功之术。从俄联邦皇上到中国君王,都无师自通地将这进步成为一门艺术。想想历史上的李供奉、韩吏部、柳柳州、白居易、铁帕杰罗人、王阳明、林则徐,外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索尔(Saul)仁尼琴,甚至拿破仑、马克思(Marx)、列宁,就会知晓这点。“异己”本应放逐蛮荒,让她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这是私自的内层意思;对于持有走资派子女、黑五类孩子身份的那一个知青来说,当时外一层的意思却不行美轮美奂,称之为“战天斗地,反修防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一家的多少个知青,每人家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的家长原本是革命干部,但这时已被审查,靠边站了,是敌是友还未明朗,比如国华、林娅和丽菲。而我和贾明贾兴老人都是老师或医务人员,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之列,历史上稍稍又有一对问题,自然属于打入另册的人。就是应慧和佘兰,即便出身城市百姓家庭,可是在政治风暴裹挟一切人的一世,也都迫于形势不得不下的。大家家三个知青,没有一个属于这种家庭血统高贵,人生白璧无瑕,革命心理四射,行为血脉贲张,要为解放全人类而上山下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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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祖辈辈蜗居大山的布依山民,对汉人历来心存疑惧,又不甚了然城里所发生的整套,故对知青不可抗拒的过来是三分恐惧,七分无奈。文革已经三年,此时本人对阶级斗争逐步失去了兴趣,但对此驾驭什么人是地主、什么人是富农却依旧很有趣味。这原因不外是自己落了难,还愿从比自己更糟的人当场寻回一点慰藉。记念到从小长大的这座院子,里面居住的都是讲师,本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应该同舟共济,相互帮忙。不过文革开始,在工作组的暗示指导下,助教之间便互相贴大字报,相互揭露批判。院里这多少个娃娃们也以邻为壑,从别人家境遇的苦难中找寻快乐。每当某家父母在该校被贴了大字报,被批斗关押,院子里的娃儿都会欣然自得地奔走相告,暗地里兴高采烈得相当,全然不知自家老人可能后天先天就会碰到同样命局。真是蒙昧以极,这实际上是性格中最阴暗的一头被发掘出来了,在文革那种恶劣状态下野蛮生长,只是大家愚昧不自知罢了。

       
向队长和贫下中农精晓的结果,很令我失望。同宗同族,一个姓氏的山寨,解放时竟穷得划不出一个地主,只勉强划出了一个富农。富农的家就在我们知青屋的坡坎下边,这倒有利于我观看。从表面上看,这个富农倒是符合影视随笔中扶植的非凡形象:两眼深陷,鼻带鹰钩,佝偻着背,着藏蓝色衣裤,用一双阴沉的眸子看人。但并未听说她有投毒放火记变天帐的犯案行为,也未听说她有解放前强夺民女、逼死人命的深仇大恨。寨里人说,可是就是田土多那么一些而已。由于地方四处,他在公开场面不发话,干农活却专门在行。因为辈份高,全寨人对她不行珍视,并不当“异已”相待。队长还说这里解放前夕很六个人当过土匪,这情况听着感觉很惨重。不过具体何人什么人当过,都有过如何罪名,询问队长和贫下中农,回答都是模模糊糊、语焉不详的,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句:都是被吓唬的,也从未为啥就散了,那有点有点令我失望。

       
打听四周寨子的气象,也大多如此。由此,城里阶级斗争密锣紧鼓之时,这里却世外桃源般平静。只有间或公社叫“四类分子”去干修路、砍柴一类的苦活时,才使人记忆世上还有阶级斗争这档子事。在这1969年,山外的汉人世界里,全国各地都地处两派纷争、武斗升级、处处硝烟弥漫、人人剑拔弩张的情景。天高地远,地理的查封与隔绝,这个事情传到布依山民的耳里,他们也只当听一个经久而空虚的故事罢了。真正有点阶级斗争意识的,可能是县区公社的各级干部吧,毕竟他们平常看报听广播,开会传达文件的,出于自己的地点职务,也不可能不按上级指示来做,只是反复在做的时候遵照情形层层减码吧。当然也有两样,八茂知青中也出过一桩分外极端的阶级斗争事例,尽管是在五十年后的前天,说起来也会令人唏嘘惊讶,那一个在事后的文字将官要写到。相比起其余部分地点的知识青年来说,八茂知青的阶级斗争姿态是相持温和的,没有显现出对斗争的这种急迫与期盼,也并未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积极。这大概是文革到了中期,我们都对反复无常的阶级斗争感到厌倦了。这倒也与这里世外桃源般的氛围相适合,毕竟远离政治核心,信息极其闭塞,种田吃饭,建房生娃才是头等大事。

       
我曾听到一位下到威宁卡奔塔布兰太尔湾子的知青说,威宁知青一下来就清理阶级队伍容貌,确定何人是阶级敌人。又随即在东乡族村民中宣扬鼓动,强化阶级斗争观念,协会贫下中农开地主富农的斗争会,会上斗得十分了得,其间不乏凶狠的打骂。有一个地主被知青批斗暴打过后,不堪忍受,回到家里自缢身亡了,家人便弄了一口薄棺材,把人草草埋了。此事引起知青中度怀疑,由于居住分散,山高路远,知青没有亲眼看见这厮的身故,也远非亲眼看见把她装进棺材埋入土中。知青怀疑这家人玩阴谋,很可能人已逃匿,搞一个假坟迷惑世人。为了揭示阶级敌人的阴谋,知青押着这家人过来新坟,逼他们把坟挖开,把棺材撬开,看见了遗体这才作罢。作孽之后也知理亏,无话可说便扬长而去,留下这家人哭着将棺材重新掩埋。这件事后天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令人怀疑,但是及时的确发生了。不知当年罪行的这帮知青,近日是不是有过良心的痛悔,是否还过得落实自在。

       
因为威宁是寒风料峭山区,万分贫寒,交通、饮食、气候等标准化都特别恶劣,省里并没有把这边作为知青安置点。下威宁的知识青年都是志愿申请的,由当年享誉的林大学学生周卫红为首。下周卫红曾打着赤脚上首都,受到毛主席接见。她是学士,本来可以分配工作,却向省内申请下威宁农村当新村民。报纸广播一宣传,顿时有一大批学员响应,要跟着他一头下威宁。这位情人告知我说,下威宁的相似是二种人:一种是特别激进,特别左的人,以下最困顿的威宁来表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另一种则是想逃离原来的学府、班级和同班,下到一个什么人也不认识环境中去,我的这位朋友就属于后一种人。现在总的来说,正是这多少个专门左、特别激进的人,在威宁以此卓殊封闭边远的奇寒山区,干出了这种完全超出人类良心底线的坏事。

       
文革和阶级斗争其实就是炎黄人命定的魔障,它披着粉色的典范,唱着动人的歌曲,把中国人拖入这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它吹响了一支魔笛,美妙的笛音蛊惑亿万人跟它发展。它施展邪恶的魔法,原本平静的人立即变得暴虐疯狂,原本温良恭俭让的人都会相互残酷斗争,原本友善的人都会变成生死敌人,所有人类的善良天性都会泯灭得一尘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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